婚姻不涉成婚男女本身的意志，主要体现双方父母尤其是男方直系尊亲属的意志。

四时更迭运转，在天地间布列了主管生成万物的种种鬼神。这里再次强调礼对于人的人格成长与治理国政的重要性。

太一的气运降临到人世间就叫做命，太一对万物的主宰在于天。礼在总体上必以天为根本。……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这里论礼之本源、运用与表现。以日星为纲纪，事情可以有序地发展。

而所谓人义，即人的价值，依人的社会角色，一般有十条：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所以丧失了礼就失去了生路，有了礼才能生成。我们看到，在对斯密的理论进行援引时，严复将其标榜为公理。

作者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进入专题： 严复 伦理 儒家 。17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页。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14】这就是说，功利是道德存在的基础，将仁义与功利对立起来，不仅不能保证道德的优先性，反而会破坏道德存在的自然根基。3[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64页。

这是对斯密和斯宾塞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吸收和发展。【3】而关于儒家近现代命运嬗变，从列文森挽歌式的语境中，我们或许还能读出新旧伦理话语交替的深意。

【17】最为重要的不仅是认识到世界的现实表现是万国林立，同时还要接受中国是万国之一，国与国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关系。同时，宗法关系下的个人在情感逻辑的支配下形成自然之伦常，中国传统首重人伦，人伦之理成为道德学说的题中之义。在这现代转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革命与保守等大量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斗争加剧，并在道德实践、伦理观念等方面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伴随着传统理学形态的伦理话语形态的退场，一种新的伦理话语体系在道德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

当代新儒家开始从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整体性和超越性着手重写中国伦理精神。从西洋教士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开始，中国思想界在接受对等政治文化实体存在的同时，依然保持着一份文化自信的坚持，我们可以从士人张斯桂《万国公法·序》中读到这种略带道德自矜的意味。他指出，儒家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其中立功就是对合理功利的崇敬。显然，对于彼时的中国思想界而言，合理利己主义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道德是个体心灵秩序的基础，是成人之起点。鸦片战争以降，晚清士人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非仅是政治形势危急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呐喊。

一方面，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加快了中国思想界引介西学的速度，另一方面，西学的引入造成传统伦理体系松动的迹象也为知识界所警惕。《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肆言》《穆勒名学》等一系列译著的出版，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地位。

将传统伦理体系中的思想道德境界和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结合起来，为传统伦理道德知识体系寻找现代方法论基础。在吸收西学和创新传统中，中国道德转型从理论建构与社会改造两个维度展开。然而，严复对义利关系的统一性认识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5】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是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其突出特征是传统伦理体系的崩坏以及个体自由的实现。民众对利益的追逐是人之常情，统治者应该因势利导，以成其美。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对西方伦理思想合理利己主义的援引，能对传统伦理中长期存在的重义轻利思想进行纠偏，使得一直对立和紧张的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统一起来。

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关系之中，道德原则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义与利实践未能有发育成熟的公共生活为依托，个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难以产生社会利益关切，所以只能在正谊明道的道德标榜中落入伪善的窠臼。粗略勾画严复创造的学术概念在近代的浮沉，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伦理学基本概念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意涵界定，需要进行历史还原才能澄清准确意义。

没有民众利益的满足，便不会出现良好的统治秩序。这就将对义的理解视为协调和平衡利益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刘师培也曾使用这对概念来表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伦理的差别。对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西方之强势既体现在拥有坚船利炮等器物层面，又展现为政治体制之优良，但最为根本的，乃是其文化思想的先进。

辛亥之后，逐渐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思潮，分别是：坚持传统的卫道派、续接道统的新儒家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研究的国粹主义。13 郭沫若：《少年时代》，《沫若自传》卷1，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318-319页。近代中国伦理话语建构既肩负着提供价值探寻（Value inquiry）的哲学化目标，也承担着为民族寻求伦理复兴（Ethical revival）的美好生活愿景，这明显区别于西方伦理学知识主义（Epistemology）传统。18 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92-893页。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着非常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但伦理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剪断脐带同时更意味着超越，在儒家伦理大厦倾颓的废墟中，如何开出具有中国气质的伦理精神之花，这需要对传统伦理进行合理扬弃。

但是利他主义对生活的发展和幸福的增进都是必要的……纯粹的利己主义和纯粹的利他主义都是不合理的。7 樊浩：《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之下，思想界最为迫切的要求是迅速地实现富强。东人之子来者如鲫，而大抵皆滥竽高门，志在求食者也。

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价值与方法的双重引进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两大基本背景。做中国伦理学，既是伦理学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的现代化，也是以伦理觉悟影响时代变革的社会实践。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新的伦理价值开始进入中国伦理话语体系之中，这一转变虽然迅猛，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

这是因为本类选目的尺度在于经学史，它的文献的正式开端应为西汉伏胜《尚书大传》。至迟在18世纪，学者们便指出传统经学存在着汉宋两大系统，并从历史角度探寻经学在时间上的变异过程，乃至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总叙也强调西汉以后两千年儒者相沿，学凡六变。

同时，民间还不断出现古文，即非官方通行文字写成的经传。汉武帝同意他的丞相公孙弘将博士官由顾问官变成教育官，使培训文官的官方教育变成儒者的禁脔，而五经的文本和诠释又限于特定的今文经传，于是所谓经学的内部，以今古文争立学官为开端，出现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间，经学研究出现了由近及远地否定传统经学诸形态的倒演过程。那以后，继续展开的经学原典考证，从音韵、文字、训诂、订补、校勘、辨伪、辑佚等角度，愈来愈多地恢复今古文诸经传的历史概貌及其材料来源，从而为清末以来的经学史研究准备了文献基础。